bodog网站我国将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议程_要闻_新闻bodog网站中国领导层去年12月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定为2016年经济政策的主线。这意味着中国将减少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降低过剩设备和住宅背后的过剩债务。为改变供给能力大大超过需求的现状，虽然也可以通过财政支出来增加需求，但中国政府当前的方针是尽可能减少这种需求侧的经济刺激政策，重点在供给侧上动手术。 实际上，中国政府也制定了其他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那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该政策是在2015年3月李大大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被正式提出的。 据笔者推算，2012年，民营企业在中国创造了37%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其中的一部分更加活跃，就可能为经济创造出巨大活力。 李大大在报告中强调，“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这其中所包含的期待是，通过促进大众创业，来打破一些人垄断权力和财富的情况，建设每个人都有梦想的社会。 即使建立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机制，如果实际创业的人数较少，那也是空谈。不过，人们对这点似乎不必担心。国际研究组织“全球创业观察”的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各年份有所差异，但中国的成年人中，有13%-24%的人要么是在准备创业，要么是创业42个月以内的早期企业家。创业情况可以说非常活跃。 这其中有不少创业成功的典范。例如，全球最大的消费级无人机生产商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一家由三名在香港科技大学读书的中国内地研究生于2006年创办的企业。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汪滔在大学四年级时便制作出了飞行控制器，此后开始创业。当初，该公司在广东省深圳市租借了一套很小的公寓，员工只有五六个人；而到去年8月，该公司员工人数已超过4000人。 大疆创新总部所在地深圳，拥有培育制造业创业公司的优越环境。去年6月，深圳成立了“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所谓“创客”，是指打算创办创业公司的人。该中心的目的是为创客们提供支持。这里不仅配备了3D打印机等各种电子设备，而且还扮演天使投资人的角色，可提供20万-200万元范围内的创业资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提出后，像该中心这样的创业支持设施在中国各地纷纷涌现。 在中国，民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最大苦恼在于，很少有金融机构愿意向民营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为打破这种金融业现状，中国政府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于是，科技巨头阿里巴巴、腾讯等迅速成立了互联网银行。 阿里巴巴设立的网商银行是只提供500万元以下小额贷款的银行，贷款对象包括电商卖家、农村企业家、互联网相关新企业等。据说，如果有贷款申请，该银行可以利用云计算立刻回复能否提供贷款。另外，腾讯公司设立的微众银行是一个存贷款均通过电脑和智能手机来操作的特殊银行，经营方针似乎也是只提供低息小额贷款。这种崭新的银行尝试到底会取得多大成果尚不得而知，但值得注意的是，支撑大众创业的金融机制正在逐渐形成。 要说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面值得担心的地方，那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们比起追求业务独创性，更倾向于复制身边的成功。以消费级无人机为例，大疆创新凭借自己的技术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据说其周围竟有约200家效仿其成功经验的消费级无人机企业。 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被视为民营企业的代表。然而，这些企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谷歌、脸书等因各种原因无法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机会，在业务独创性方面值得怀疑。 中国的创业非常活跃，但独创性业务却并不多。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仍属于处在追赶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时，需要打造对失败持宽容态度的环境，并建立大众更加自由地发言和创造的社会体制。(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丸川知雄)
总的是让企业多减轻一点负担，bodog网站新华社北京４月９日电（“新华视点”记者乌梦达、孔祥鑫）日前，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北京等１９个重点大城市的义务教育在２０１５年实行免试就近入学政策。看似堵住了“递条子”“送票子”，却衍生出更加疯狂的“拼房子”。 记者近期走访发现，尽管多地房屋成交量下降，但各地学区房市场迅速升温。很多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周边区域的学区房价格持续上涨，没有最贵，只有更贵：３００万元买一个不足１０平方米的“蜗居”，买了不为住，只为名校学位。 根据教育部文件要求，到２０１５年，１９个大城市所有县（市、区）实行划片就近入学，１００％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９０％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就近入学政策一方面堵住了择校拼爹的口子，但马上催生了更疯狂的择房门槛。 享誉京城的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位于西城区狭长的胡同里，学区房不少都是老旧的平房，但价格已经被炒到了每平方米近３０万元，并且房源稀缺。一个不足１０平方米的单间，比卫生间大不了多少，要价税后实收３００万元，不还价。中介表示：“不是一房难求，甚至一平难求。”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培新小学是该区知名的重点小学，学校地处一批修建于１９８６年的旧楼群中，因为培新小学的存在，这些近３０年的六层老楼价格已经被炒到了每平方米６．５万元以上。毗邻旧红楼的某小区，尽管外观时尚、配套现代化，但由于配套小学一般，价格就每平方米低了2万元。 在中关村等传统学区，由于重点小学和中学众多，形成了远近闻名的学区房价格高地。以中关村二小为例，“去年每平方米才８万多元，现在学区房已经往１０万元以上飙，而且附近学区房一起抱团涨，最便宜的总价也要３００万－４００万元。”中介表示，“除非把这些好学校都搬迁重新摆放一遍，否则这里的学区房市场不可能降下来。” 在此次教育部及北京等城市相关政策中，备受关注的一招是出台“九年一贯制”：一所学校的小学和初中施行一体化的教育，小学毕业直升本校初中，小升初原则上不许择校流动。 不久前，车道沟小学改头换面，以北京理工大学附中小学部的名义正式揭牌，背靠北理工附中这所重点中学，让其一夜成名。今年以来，北京市东城区、海淀区已经陆续有１０余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出台。这些搭配大都是名校搭配普通学校。 在一些教育界人士看来，以“豪门”带动“寒门”，这是缓解择校难的一个办法。东城区重点中学１７１中学校长陈爱玉表示，贯通了小升初的升学通道，对减轻家庭负担、缓解择校难有正向效应。 但一些家长发现，尽管学区的范围还未公布，却已让这些鱼跃龙门的学校附近的学区房率先疯狂。一位中介告诉记者，在公布与１７１中学“联姻”的青年湖小学周边，不到１个月，房价已经从每平方米５万元左右涨到快６万元。 “没有招生简章，也没有学区划分，但现在必须先占坑，等到都公布了，一是没这个价了，二是连房都没了。”北京一位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家长诉苦表示。 几位受访家长表示：“都说教育是百年大计，可现在入学政策变来变去，从买房入学到入户满３年，从择校到拼房，从疯狂的小升初考试到九年一贯制，我们都无所适从了。” 教育资源不均衡，名校和名师过度集中，衍生了大批择校生，既违反了教育公平的原则，也产生了寻租腐败的空间。北京一位教育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与过去的权钱择校相比，就近入学是一大进步，形式上公平很多，但是目前也可能刺激畸形拼房。 “如果学校之间教育差距大，就近入学也难免是句空话。”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有关部门改革的初衷不错，但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应该优先于就近免试入学，但现在堵住“递条子”，也难解“拼房子”。 财经评论员马光远认为，小学生考试没有排名，但学校之间却搞排名，造成互相攀比，实在不应该。一些老百姓为了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只能去购买学区房。 专家表示，教育改革，应该多从教育部门自身“开刀”，不能总是折腾家长和孩子，要学会用最小的“伤口”换取最有效的改革推进。 一位小学语文特级教师表示，教育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教师普遍轮换，待遇全部实现平等，加大贫困地区教师培训和教育经费投入补贴。“高峡出平湖，没有了落差，教育资源自然合理分配。但我从业近３０年，向有关部门建议了１０多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推动。”bodog网站新华社成都１１月２２日电（记者 吴光于）康定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刘金元告诉记者，截至２２日２３点，在康定“１１·２２”地震中受伤的塔公乡木雅祖庆小学的受伤学生人数已增至４２人，多为在地震发生时发生踩踏所致，基本为轻伤。目前受伤学生已经全部送到康定县城医院接受治疗。
至于已经落户城镇的农民，可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就学、失业保险、失业人员就业扶持等同等权益。
冤假错案也是影响司法公正的痼疾。2013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了首个关于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出台了相应的细化文件。bodog网站江苏：首个以“同城化”为主题的发展规划出台
人社部：部分省份医保基金出现了当期收不抵支的状况bodog网站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记者 王宇、林晖）“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猴年春节前夕，席大大总书记来到革命老区井冈山考察扶贫开发情况。这也是总书记连续四年在岁末年初来到贫困地区访贫问苦，体察民情。 拳拳深情，殷殷期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席大大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以高度的政治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把扶贫开发工作提升至治国理政新高度，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推进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保障，《决定》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吹响了脱贫攻坚“冲锋号”。 “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对扶贫开发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面对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党中央深刻洞悉扶贫开发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明确提出脱贫攻坚新战略新思想，咬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不放松，进一步开创扶贫开发事业新局面。 翻开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难度再大，今年也要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等年度目标清晰可见。预计2016年，我国将第三次制定年度千万减贫计划。 严格的目标管理机制，使压力层层传导，任务级级分解，扶贫开发工作向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目标不断迈进。 “感谢国家易地扶贫搬迁补偿好政策，让我从海拔1700多米的大山上搬下来了。”湖北省郧西县坎子山村村民杨彩华说，如今，他住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洋楼，过上了“想都没想过的生活”。 得益于党和政府各项扶贫举措，我国扶贫开发事业取得长足进展。从2012年到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5221万人，年均减少174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幅连续三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面对最后五年的冲刺时刻，党中央提出：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如果我们能从中国的努力中汲取经验，在全球创造另一个中国奇迹，那么甚至可以说，我们将永远带领人类走出贫困。”美国《赫芬顿邮报》如此评论。 “以前我家住的是吊脚楼，人睡上面，牛睡下面，臭烘烘的。这几年靠着土地租金、养殖场工资、奶奶的养老金，家里的生活越过越好。”广西大新县价屯村村民蒙美都说。 蒙美都生活的变化，得益于当地引入民营企业“造血式扶贫”。村民以土地出租、入股等形式和民营企业共建村企，既有土地租金收入，又有务工收入，生活稳步跨上新台阶。 2015年10月末，国务院调整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此次调整新增了9个成员单位，包括中组部、国新办、统战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中国铁路总公司等。 要想富，先修路。然而，贫困地区多为山大沟深之地，兴建道路成本高、难度大。面对这一难题，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加大车购税对贫困地区公路建设的投资支持力度，并通过“贫困深度系数”，对越贫困的地区叠加越优惠的政策。 在广西田东县六鲁村，村民谢艳保一家6口原先靠着种植甘蔗和玉米维持生计，生活十分困难。2014年，六鲁村被评为信用村，他家以“信用”获得8万元贷款，凭借这笔启动资金养起肉鸡，没两年时间，就从村里的贫困户变成有名的致富能手。 缺资金、贷款难，一直是阻碍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拦路虎”。为此，各地结合实际，不断探索有效的金融扶贫创新手段：青海实施利用扶贫风险资金撬动10倍银行贷款，助力农牧区发展特色产业；吉林省保险业扩大农业贷款抵质押担保物范围，缓解农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西藏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在偏远地区设立“马背银行”“摩托车银行”“汽车银行”…… 各大金融机构也纷纷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门成立扶贫开发事业部；中国农业银行对贫困县单独安排信贷计划；国家开发银行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扶贫攻坚项目试点…… 2015年初，贵州省政府与万达集团签署协议，万达集团承诺在5年内至少投入10亿元，帮助丹寨县人均收入翻番、实现整体脱贫，开创了民营企业“包县脱贫”新模式。 在全国工商联组织下，“万企帮万村”行动已经拉开大幕。全国1万家以上民营企业将对口帮扶1万个以上贫困村，为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写下生动注脚。 聂中华一家是典型的“因病致贫”。为给父亲治病，他不仅花光了家中积蓄，还欠下20万元外债。为了摆脱困境，当地精准施策，由蔬菜种植合作社为他提供技术指导，还协调银行贷款建成温室大棚。去年，光是种莲花白的收入就有10多万元。 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为新时期扶贫开发的战略指导思想，一项项有针对性的举措瞄准贫困“病根”，实施“靶向治疗”，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巨大飞跃。 正值春节时分，新疆喀什地区乌帕尔乡的不少年轻人却在收拾行囊，准备出远门到内地沿海省市打工。每月三四千元的收入，使劳务输出成为当地见效最快、收效最好的致富手段。 “贫困人口不是负担而是人力资源，我国最后的人口红利就在贫困地区。”经营着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甘肃省天水市劳务协会会长张维林说，当地不少贫困群众在学校接受技能培训后直接上岗，“世界工厂”的用工需求与群众的脱贫需求找到最佳契合点。 “以前住的地方，一年到头种点洋芋都烂在窖里了，孩子上学也不方便，哪还有什么收入？”宁夏固原40岁的村民郭梅花说，在老家西吉县兴隆镇洞洞村，出村的唯一一条路被大沟断开，车出不来进不去，只能靠步行。搬迁到40公里外的移民新村，出行、打工方便，加上政策扶持，全家生活大为改观。 未来5年，我国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人口或达1000万人，约占现有贫困人口总数的七分之一。千万人民将搬出“穷窝”，在新家园里创造美好新生活。 在河北省阜平县职教中心梦翔汽车培训基地，近9成学生来自贫困家庭。“从我们这里毕业的学生，每个月至少能挣2500元，一年就是3万元，可以保证一个四五口之家稳定脱贫。”校长李丙亮不无自豪地说。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近年来，我国先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免学费补助生活费、高校贫困地区定向招生计划等政策，为贫困地区孩子的未来发展编织起飞翔的翅膀。 五十多岁的儿子下肢残疾，儿媳和孙子都是轻度智障，七十多岁的老奶奶是全家唯一一位健康人--在甘肃环县甜水堡镇鲁掌村，这样一户特困人家被纳入农村一类低保，政府为全家每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 在我国7000多万贫困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有2000多万人。中央已经决定，这部分人群全部纳入农村低保制度覆盖范围，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为他们的生活带去希望和光明。 回顾过去，扶贫开发的“中国经验”享誉全球。展望未来，在以席大大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正向贫困“堡垒”发起最后“冲锋”，向着所有群众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bodog网站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度。今年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建立规范行政审批的管理制度。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简化注册资本登记，逐步实现“三证合一”，清理规范中介服务。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地方政府对应当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要彻底放、不截留，对上级下放的审批事项，要接得住、管得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健全为企业和社会服务一张网，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依法保护企业和个人信息安全。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各级政府都要建立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有力推进机制，给企业松绑，为创业提供便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要简化程序，明确时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这是张高丽在植树。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bodog网站会议确定，对地区和部门结余资金及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一律收回统筹用于重点建设。不足两年的结转资金，要加快预算执行，也可按规定用于其他急需领域。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地方花不完的钱上交，可以起到盘活存量资金的作用，但这只是治标的措施。从源头上改变财政资金使用“碎片化”的现状需要改变预算准备和审查的脆弱性，解决部门严重压制地方决策的问题。 财政资金的沉淀，直观地表现在央行国库的账上。根据央行数据，2013年末财政性存款近3万亿元。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邓淑莲表示，在这笔3万亿元的存量财政资金中，就有部分闲置、沉淀资金。此外，还有部分财政专户的资金也被闲置。 而数据背后，是一些财政资金“沉睡”于账面，另一些急需资金的国民经济领域却“囊中羞涩”的现实。 对此，李大大总理在今年3月就提到，一方面各地税收大幅下降，都喊着缺钱；另一方面又有大量资金趴在账上没用。决不能一方面民生需求嗷嗷待哺，而另一方面大量资金又呼呼大睡。“如果这笔巨大的财政存量资金能够用于实际的支出，那么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王雍君说。 李大大要求，财政拨下去的钱都是有时限要求的，从今年开始，所有超期未用的资金都要按有关规定收回，而且对该花不花、造成闲置浪费的还要追究责任。 会议要求，对地区和部门结余资金及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一律收回统筹用于重点建设。不足两年的结转资金，要加快预算执行，也可按规定用于其他急需领域。从2016年起，对上年末财政存量资金较大的地区和部门，适当压缩下年财政预算规模。 王雍君认为，这一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财政资金使用“碎片化”的现状，但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压缩收回的钱，可能被拨到别的部门去了，别的部门可能又形成新的结余。所以，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改变预算准备过程中的脆弱性。“现在的预算准备实际上相当脆弱。主要的特点就是‘先分钱，再定事’，就是说先把钱分给各个部门，然后再确定具体干什么。”王雍君说。 在王雍君看来，“导致的结果就是预算可能就变为一种分钱游戏，在执行中事情不确定，钱也不敢花。”他说，“这需要改变预算准备过程，其中包括延长预算准备时间。在这个基础上就是先定事，再分钱。” 他建议，要把预算准备时间最少延长至10个月。即每一级政府每一个部门都有大约至少10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下一年度、未来一至三年财政规划。现在的新预算法只要求各部门各级政府提前一个月报送人大，也说明了人大审查的时间太短暂。 在王雍君看来，人大审查时间需要有4个月。“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中国庞大的预算规模与资金，是不能得到精心规划的。 同时，另一不容忽视的现状是，地方存量资金规模也不小。国家审计署的一项数据显示，截至去年3月底，仅重点审计的9个省本级和9个市本级财政，存量资金就达7673亿元。 而这其中，近六成资金有指定用途，主要集中在城乡社区事务等政府投入不足的领域，而另外近三成资金由于原定项目完成或取消、不具备实施条件等原因，已无法按原用途使用。 对此，王雍君认为，“各部门通过专项转移支付，也就是所谓的专款，来决定地方做什么，决定给地方多少钱。这样导致地方想做的事，因为没有专款而做不了。地方不愿意做的事，上面却又立了很多专项。” 王雍君建议，要改变目前部门决策取代或压制地方决策的现状，需要赋予地方一定的财政决策权。 会议也要求，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将资金分配、项目确定权交给地方，允许地方在统筹使用上先行先试。 此外，会议还要求，推进科技、教育、农业等重点科目资金整合，加快消化结转结余资金；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对项目预算执行慢的，同级财政可按一定比例收回用于其他方面；加强部门内和跨部门资金统筹协调，避免重复安排支出和固化投向；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要求，统筹协调预算编制和执行，各级财政要严格控制代编预算，确需代编的事项要在当年6月30日前下达。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在水利、社保等领域开展滚动财政规划试点。（记者 周程程）
